《礼记》是战国至西汉时期我国儒家关于社会礼仪的一部著作选集。礼是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，在我国古代被视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。按理说，这是一部社会科学的经典，但令人惊异的是，在这部著作里有4篇《月令》，十分系统与规范地论述一年12个月每个月的天象与物象，并以阐述正常与异常气候为线索，联系到几乎全部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，是人类比较深入论述世界系统的第一次尝试。
《月令》篇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，即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，人与自然被看作不可分割的两个因素，并表述为“天人合一”的世界观。礼也就从人的社会行为规范，提高到天人系统和谐相处的人类思维和行为准则。它号召人们，不仅应当重视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谐，而且还必须把和谐的理念扩大到人与自然系统，环保意识就是这一转变的主观因素，完善了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理念，在这部书里得到明确的表述。
《月令》以各个月的天象、物象与气候特点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为主线，对各项重大社会活动进行了合理的安排，无异提出了一个以气候季节变化为主旋律的人类活动的程序表，环保意识显著地出现在这个程序表里。
在《月令》中，一年也分12个月，但每个月的名称是根据它在季中的位置按孟、仲、季的次序排列的。如春季第一个月叫孟春（约相当3月），那么仲春与季春就相当现在的4月与5月。其他月份也同样依次排列。全年中最冷的1月与最热的7月分别就是仲冬与仲夏。首先，对每个月的正常气候都作了简要的概括，从这个概括中，可以表现当时对我国中心地区的黄河流域的正常气候的认识，从现代科学看，也是很科学和很形象的。
中国古代把全年概括为“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”的气候变化韵律，成为指导一切自然与社会活动以及环保意识的自然秩序。春夏是万物生长季节，人们要集中力量在农业生产上，不能把精力消耗在战争与大规模的建筑上，但却对环保措施作了妥善安排。春夏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生长季节，保护野生生态系统关键季节就是春季，所以环保意识最明显地反映在对春季人们活动的安排与管理上。春季是备耕季节，人们为作好播种的准备工作而忙碌。故孟春“王命布农事”，“是月也，毋聚大众，毋置城郭”，指出孟春除农业生产外，不能有更多的群众活动与修建工作。仲春则需修理房屋，为随后农忙准备生活条件。季春则需给农田水利作准备，“命司空曰，时雨将降，下水上腾，循行国邑，周视原野，修利堤防，道正沟渎”。要求官员亲自到地里田头查看水利设施，不能有所失误。春季也是环保的关键时刻。当时环保的任务主要是禁止人们的大量捕杀，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生育与成长，《礼记》指出：“牺牲毋用牝（母兽），禁止伐木，毋复巢，毋杀孩虫”。明确提到保护母兽、幼兽，鸟巢与林木。仲春则要求：“毋竭山泽，毋漉坡地，毋焚山林。”反对竭泽而渔、森林火灾与保护坡地水土。季春可以打猎，但只能到城外的田野，不可以用毒物猎取野物。
夏季是单季作物的生长旺季，农民必须抓紧田间管理。孟夏时，“命野虞（负责田间活动的官员）出行田原，为天子劳农劝民，始或失时，命司徒巡行县鄙，命农勉作，毋休于都。”这一月任务极其重要，各级官员都不允许呆在城市，必须亲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检查督促，不能耽误农时或使生产有所损失。夏季同样也是野生生物的生长旺季，所以《礼记》继续强调：“毋起土功，毋发大众，毋伐大树。”“驱兽毋害五谷，毋大田猎。”但环保的重要性比春季有所下降。到了季夏（约8月），才能开始渔猎，例如书中提到：“命渔师伐蛟，取鼍，登龟。”“命泽人纳材苇”。“是月也，树木方盛，乃命虞人入山伐木。”也就是说，从8月开始，人们才能够收取山野之利，而不影响生态环境。
秋季是收获季节。孟秋“农乃登谷”，直到季秋（约11月）“百工休”，完成了全年的农业生产任务，也就开始了农休季节。季秋“寒气忽至，民力不堪，其皆入室。”这时开始有了寒潮，人们主要在室内活动。但这也是打猎与练兵的季节，“是月也（季秋），天子乃教于田猎，以习五戎，班马政。”
冬季是农休季节，也是习武与渔猎季节，但是《礼记》仍强调政府的环保意识。在孟冬时，“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”，即用赋税管理环境的开发，仲冬时更要“山林薮泽，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，野虞教之。”野虞就是管理野地的下级官吏，他们负有指导人们猎取野生生物的责任。它还进一步指出，采猎活动有一定规定，不能放任不管，如“其有相侵夺者，罪之不赦”。或在渔猎中“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，为天子取怨于天下，其有若此者，行罪无赦。”
从以上简单介绍可以看出，虽然我国古代人口远比现代稀少，生产力不高，环境破坏还很有限，但却对环境问题十分关心。环境问题不仅经常提到，还正式列入论述人们行为规范的经典著作《礼记》之中，所以其关注的程度已经超出意识的范畴。
信息来源：中国气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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